據了解，水質分析儀山東水產品生產總量連續多年占據全國*的位置，水產品出口同樣占據全國*的位置。在青島、在煙臺、在日照到處閃現日本、韓國人的身影。2008年，煙臺市水產加工總量達105萬噸，實現產值180億元。兩頭在外，水產加工企業備受煎熬　在世界上，大約有40%的遠洋捕撈水產品在我國加工，主要集中在煙臺和青島、大連、威海、舟山等沿海城市。

　　兩種模式都有優點，也都存在缺陷，但煙臺這種兩頭在外模式更為發人深思：原料進口，成品出口，資金是老外的，加工是中國的。碰上食品安全事件或貿易摩擦，往往是一個訂單出不去，就會“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去年2月，河北一家企業所引發的“毒餃子事件”，也殃及了煙臺水產對日出口，不少企業數月無辜生產停滯。

　　水產加工業檢測標準門檻越來越高：業內人士這樣描述煙臺的水產加工行業：煙臺水產加工產業鏈不夠完善，僅僅處于整個產業鏈的中間環節，上無強大合格的水產養殖能力，下無市場銷售能力，能做的就是一個生產加工，市場控制力差，命運被下游和上游所控制。

　　煙臺海洋與漁業局的人士認為，煙臺水產加工兩頭低、中間高的問題十分突出。按產業化發展的客觀要求，產前、產中、產后應當協調發展，但煙臺水產加工能力突出，原料供應、市場卻都要*依賴別人。

　　煙臺水產加工中的上游產品——海捕產品，幾乎都由國外供應，遭受著缺少原料的困擾，產業鏈條斷檔已經束縛了煙臺水產加工的發展。而近海養殖，卻多因藥物殘留超標難以達到出口標準。

　　實驗室儀器下游的終端消費市場基本掌握在外商手里，出口產品絕大多數不能直接進入超市。原因很簡單，單一的水產加工企業難憑一己之力在國外建立自己的銷售渠道。

　　煙臺海洋與漁業局有關人士感慨道：像精深加工的京魯漁業，多元生產的大辰食品，對日出口做到*的海和、海裕，開發高附加值的大季家水產加工園區，都是煙臺水產加工的亮點。但整個行業而言，水產品加工企業在加工的品種和價格等方面不能掌握主動。一些加工方式和品種利潤很薄，像來料加工的鱈魚等基本上是保本經營，加工原料供應匱乏也制約了我市水產品加工業的快速發展。近年來，本地漁業資源日趨減少，特別是一些大宗養殖品種，如扇貝、對蝦的病害防治技術至今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致使產量下降，可加工量很少。遠洋捕撈和大部分外購原料由于世界范圍內資源減少也受到很大影響，與加工業大發展的要求有較大差距。

　　水產加工業檢測標準門檻越來越高：　現有產業的層次和水平低下是制約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業內人士指出，目前我市的水產品加工精深化程度不夠，企業的技術裝備相對較為落后。同時，品牌產品數量很少，全市300多家企業，在市場有自己品牌的只有兩三家。

　　在水產品加工的產業轉移中,有這樣一個大致的“單箭頭”路線：大約上世紀60年代，日本人zui早為歐美國家做貼牌;到了70年代，日本人委托韓國代工生產，后者歷經10年zui終“搶班奪權”;時至80年代，以山東的青煙威三地、遼寧大連和浙江舟山為代表的中國水產加工行業開始步此后塵，在進入新世紀之后全面取代韓國。

　　這一轉移是否還將繼續下去?“第四代”加工基地又會是誰?在行業為“四大怪象”而困擾和忐忑時，答案已開始浮出水面。這一說法，有著一定事實依據。目前，越南水產品產量和質量所具有的市場競爭優勢，已經開始全面追趕中國，今年1月至7月，越南水產品產量達到120萬噸，同比增長7%，預計全年水產品總產量將達200萬噸。

日本、歐盟水產品進口門檻越來越高

　　岡孝是日本水產公司的岡食品·株式會社社長，這位年屆70的日本人，長年往返日本、煙臺之間，除了交流營銷理念外，zui重要的使命就是確保輸日水產品加工安全。

　　以中國人退休的年齡，每月一次來煙，如此高強度的工作，僅僅是為了“安全”?海和食品董事長王大軍確認了這一說法：“日本客商每次來企業不是看辦公室，而是看車間衛生、看洗手間衛生。去餐廳吃飯時，他注重的是餐廳操作間和衛生間。日本人認為，這兩處衛生搞好了產品自然放心，他看中的是內在的核心——安全。相反，我們中國一些小廠家，門頭漂亮，生產貼牌，往往在營養上、原料上做文章、做噱頭，很少談及自己的生產車間及環境。其實，水產品，zui重要的是加工過程的安全與衛生控制，原料差別不大。”

　　為了安全， 水質分析儀輸日水產加工企業的車間永遠是密封的，永遠不會用哪怕是一點點的殺蟲劑、驅蠅劑，因為100噸水產品中藥物殘留量不允許超過1克，打一次藥就能檢出來。

　　目前，煙臺水產加工出口世界各地，但出口日本、歐盟的條件zui為苛刻。

　　歐盟新食品法，進一步放大了食品安全管理鏈條，要求食品生產的每一個環節，即“從農場到餐桌”的全過程都要符合標準，否則歐盟委員會有權取消其進口資格。

　　日本的“肯定列表”幾乎涵蓋了我國所有出口日本的農產品，對蔬菜、海水產品、禽肉、畜肉等我國優勢產品出口產生嚴重沖擊。如列表對水產品（魚）規定了敵百蟲等44種農藥的殘留*，其中6種藥物的*規定為“不得檢出”;對鰻魚提出68種農獸藥*，其中59種藥品為中國沒*而日本制定了較為嚴格的限定，另外2種藥品*比中國原有*更嚴。而對其他魚類，也列出了69種農藥和獸藥*，其中57種藥品為中國沒有*而日本制定了較為嚴格的限制，另有4種藥品的*比中國原有*更嚴。

　　“肯定列表”制度有“牽連”制，只要中國的一家企業出了問題，所有企業的產品都要重新進行檢測，所以，大企業除了自身要做好準備，還要為小企業的產品擔心。去年2月，河北一家企業所引發的“毒餃子事件”，也殃及了煙臺水產對日出口，不少企業數月無辜生產停滯。

　　很顯然，歐盟、日本新食品法的目光均鎖定在了“源頭控制”上，中國企業的出口成本和出口風險將隨之提高。按照目前的模式，水產加工或許還能在煙臺堅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但產業會否一夜之間突然轉移，卻是煙臺水產加工企業誰也拿不準的事。如何讓水產加工在煙臺常駐、常青，是企業和政府都需要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