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轉移肺癌細胞實驗的首要難點在于缺乏穩定且標準化的細胞模型。自然界中肺癌細胞的轉移能力存在異質性，但篩選和建立低轉移潛能的細胞系需要長期傳代和反復驗證，過程耗時且成功率低。此外，動物模型的構建也面臨挑戰，如免疫缺陷小鼠對人源細胞的兼容性差異，以及轉移灶形成效率低導致實驗周期延長。

轉移能力評估方法的局限性

體外實驗的局限性：常用的Transwell侵襲實驗、劃痕愈合實驗等僅能模擬轉移過程中的部分環節（如侵襲、遷移），無法反映體內復雜的微環境影響，可能導致結果與體內實際轉移能力脫節。

體內實驗的復雜性：動物模型中轉移灶的檢測依賴影像學或解剖學方法，對于微小轉移灶的靈敏度不足，且存在個體差異，需大量樣本才能獲得統計學意義，增加了實驗成本和倫理壓力。

微環境與轉移機制研究的復雜性

腫瘤微環境的動態調控：低轉移肺癌細胞的轉移能力可能受基質細胞、細胞外基質、免疫細胞等多因素影響，體外實驗難以模擬體內微環境的動態交互作用，導致機制研究結果的臨床轉化價值有限。

信號通路的交叉調控：轉移過程涉及多個信號通路（如EMT、血管生成、免疫逃逸等），低轉移細胞可能通過代償機制激活其他通路，增加了靶點驗證的難度。

實驗數據的可重復性與標準化問題

細胞系穩定性差異：長期培養可能導致低轉移細胞系的表型漂移，需定期進行STR鑒定和轉移能力復測，增加了實驗操作的復雜性。

檢測方法的標準化不足：不同實驗室采用的轉移能力評估指標（如轉移灶數量、大小、轉移率）存在差異，缺乏統一標準，導致研究結果難以橫向比較。

臨床轉化的挑戰

動物模型與臨床的差異：動物模型中低轉移細胞的行為可能與人類患者存在物種差異，如免疫微環境、代謝特征等，導致潛在治療靶點在臨床試驗中效果不佳。

低轉移表型的臨床意義不明確：部分低轉移細胞可能在特定條件下（如化療、放療后）發生表型轉換，如何在實驗中模擬臨床治療壓力下的轉移風險，仍是亟待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