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過去的低碳經濟和氣候變化合作會議中，作為協辦方之一的清華大學低碳能源實驗室大放異彩，盡管由其承辦的兩個分論壇的時間加起來不過寥寥幾個小時，卻令來自各地的聽眾大呼過癮。會后，人們紛紛打聽這家此前罕為人知的實驗室，這家機構的主任何建坤，也因此變得更為忙碌起來。

　　是的，又是低碳。清華低碳能源實驗室，究竟是家怎樣的機構？在以工科見長的清華，它又承載著怎樣的夢想？

　　“實驗室”三字一向籠罩著神秘的色彩。在美國影片中，實驗室里面都是長長的迷宮般的走廊，一塵不染的白色墻壁，先進的智能管理系統，眉頭緊鎖、目不斜視的學者們來來往往、步履匆匆。因此，剛踏進掛著“清華大學低碳能源實驗室”牌子的小紅樓時，記者感到出乎意料。接待記者的清華大學低碳能源實驗室常務副主任王贊基教授似乎早已預料到這種驚訝，他微笑著說：“這只是我們的辦公樓，實驗室并不在這里。一會我再向你們詳細解釋這件事。”

　　清華大學一向以工科著稱。在1999年被授予“兩彈一星勛章”的23位功勛中，有14位是清華校友。有名的核物理學家錢三強，“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物理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都曾就讀于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在對多學科綜合交叉的能源領域有著獨天得厚的優勢。事實上，在潔凈煤技術、先進核能技術、電網安全控制和先進輸電技術、建筑節能和工業節能、能源系統分析和政策研究等方面，清華大學有多年甚至幾十年的工作積累。”甫一落座，王贊基便向記者介紹道。

　　當然，王贊基并非是想向記者普及清華校史，他的重點在后頭——“正是因為清華堅實的能源研究基礎，因此，當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提出要‘深化科技和教育體制改革，加強科技教育同經濟的結合’和‘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時，清華大學就開始籌劃建設能源創新基地，并任命時任清華大學常務副校長的何建坤教授擔任領導小組組長。2007年9月，胡錦濤在APEC第15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提出了應該‘發展低碳經濟’、應該加強研發和推廣‘低碳能源技術’，表明了中國要走低碳發展的道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2008年1月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決定正式成立清華大學低碳能源實驗室”。

　　實驗室成立后，瞄準國家重大需求方向，迅速籌備并建立若干個跨學科的研究平臺，包括 “車用能源研究中心”，“低碳經濟研究院”，以及三校低碳能源大學聯盟。該聯盟由清華大學與英國劍橋大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組成，其中心辦公室就設立在清華大學，而且所有合作項目首先要考慮在中國得到應用。

“　　我們當時想，美國、中國和歐盟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總和占世界一半以上，如果這三個區域中三所大學能夠在能源領域開展緊密合作，一定能夠在能源技術創新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為中國和發展低碳經濟提供解決方案。”該聯盟已經于2009年11月正式宣布成立，并于今年年初批準了首批四個合作項目。

　　王贊基是清華大學電機工程與應用電子技術系教授，在該系承擔教學、科研工作。實驗室并無固定的研究人員——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這會有凝聚力嗎？

　　“在大學里建立綜合性的研究機構和社會上獨立研究機構不一樣，要大限度地發揮大學的優勢。研究型大學的優勢在于，一是學科綜合、基礎扎實；二來研究生和博士后作為科研主力，隊伍年輕且更新快，學術思想活躍，創新欲望強；三則交流非常活躍，對前沿的東西比較了解。這些優勢在于各個院系中。”王贊基說，“所以，我們工作的重點是如何圍繞選定的方向，將分散在各個院、系的研究力量和科研資源整合起來，通過合作，爭取做出重大的、有影響的成果。”

　　王贊基告訴記者，除了在低碳能源技術創新方面加強整合之外，清華大學還著力發展能源政策和應對氣候變化的研究。在去年年底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以何建坤為首的5名教師以中國政府顧問團和談判團成員的身份參與其中，為了地球的未來和中國的使命而努力。

　　上還有更多起步早的實驗室，它們對推動科技進步有著非凡的意義。在這些實驗室中迸發的思想火花，照亮了人類的歷史。

　　美國大名鼎鼎的國家實驗室勞倫斯伯克利實驗室從某種意義來說，是科學界的麥加：自建立以來，共培養了5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和4位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富有傳奇色彩的現任美國能源部部長朱棣文就曾擔任該實驗室主任。這位美國華[0.20 0.00%]裔因發展了“用雷射冷卻和捕獲原子的方法”而獲得199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德國的聯邦技術物理研究所則孕育了現代物理學的兩大基石之一的量子論。191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普郎克就是在這里發現作用量子，而在他之前，另一位對量子論起著奠基作用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者維恩也曾是該實驗室的理論帶頭人。

　　國外的國家實驗室通常是規模很大的獨立研究基地。譬如在美國，有許多國家實驗室是建在大學邊上，甚至依托大學管理，這恰好能發揮研究型大學的優勢和力量——人才與理論基礎。很多大學的教授在國家實驗室里擔任領導或科學家。

　　看起來，清華大學低碳能源實驗室的管理模式似乎和國外實驗室沒有什么區別：研究者都是教授和博士，都建在大學邊上或者大學里面。事實上，這只是看起來相似，其本質完全不同。

　　歐美國家實驗室主要有兩種管理模式，一種是政府管理，另一種是合同管理。前者大多從事于基本計量，高精尖項目，超大型的研究課題和國防軍事任務，有些甚至是機構，由好幾個國家聯合承辦；后者通常建立在大學附近，附屬于大學或者是由大學代管。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就屬于第二種管理模式。

　　和清華大學低碳能源實驗室的“第三種管理模式”相比，美國國家實驗室都歸口相應的政府部門管理，經費主要來自美國國會根據聯邦機構研究開發計劃的財政撥款；如今還增添了其它渠道，如通過競爭承擔科研項目，為公司企業進行合同研究和技術開發等，這使得實驗室運作更加靈活。歐美國家實驗室大部分都是在戰爭時期所建，其研究基本針對軍事。早期的軍事功能決定了由國家承擔其研究經費；發展到現在，實驗室不再局限于軍事，轉而偏重于產業應用，因而出現了其它的籌款方式。

　　近來，歐美一些老牌實驗室也面臨著經費和產業應用的問題。譬如在享有極高聲譽的貝爾實驗室，自成立以來，共獲26000多項。但現在，貝爾實驗室也開始向“錢”看。更多的出色科學家開始致力于攻克那些能迅速轉變為商業機會的技術，而非純粹的科學研究。

　　經費來源的局限性讓實驗室在研究操作上受到很大的束縛，尤其是在面對一些有很大潛力、但短時間內無法應用的基礎學科研究時。而基礎學科的薄弱，則會影響日后應用科學的進一步發展與提高。但清華起步很快，三校聯盟的首批四個項目，就籌得了300萬美金項目經費。

　　水木清華，鐘靈毓秀。對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的追求，形成了清華獨特的精神魅力。離開低碳能源實驗室辦公樓時，黃昏薄暮，隱約能看見金黃色的陽光。這樣的天色，似乎在暗示著清華大學低碳能源實驗室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