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機遇與挑戰共生的新形勢，作為新興工業大國，中國是否做好了充分準備？為此，我們約請三位專家，從不同角度解讀第三次工業革命及其影響，以期集思廣益，為中國工業和經濟發展獻計獻策。
 

　　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了什么？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賈根良
 

　　2011年由美國學者杰里米?里夫金撰寫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一書出版，2012年4月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發表其編輯保羅?麥基里《制造和創新：第三次工業革命》一文，“第三次工業革命”概念不脛而走，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
 

　　所謂“第三次工業革命”，主要是指上世紀70年代以來以信息和新能源技術創新并孕育的新一輪工業革命，不僅包括“制造業數字化革命”，而且包括“能源互聯網革命”，還將包括生物電子、新材料和納米等技術革命。類似前兩次工業革命，隨著新技術創新在多產業顯現并加速擴散應用，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在重新塑造著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將給人類社會帶來比前兩次工業革命更為廣泛深遠的影響。
 

　　從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看，第三次工業革命具有其歷史必然性。
 

　　它是人類社會解決能源枯竭和嚴重生態問題的根本出路。第二次工業革命是以大規模使用化石能源為基礎的。但化石能源是資源，經過多年開發利用不僅面臨著枯竭，而且已經造成嚴重的生態問題。因此，新技術革命浪潮應運而生，其核心之一就是要解決資源和能源枯竭及其生態問題，所以有學者甚至認為這次技術革命浪潮是以綠色技術革命為主要特征的。正是站在這樣一個戰略制高點上，西方發達國家高度重視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正在加快新能源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在替代傳統能源上已初見成效。
 

　　它是信息技術革命和人工智能等科技發展的必然結果。從工業化進程看，每一次工業革命都是使用機械生產替代人的勞動，降低生產成本，第三次工業革命也不例外。但與前兩次比較，第三次工業革命有一個重大差別，就是用機器替代腦力勞動，并在更大程度上替代體力勞動。在過去30年里，信息技術革命日益向智能化邁進，機器人在制造業、農業、物流、服務和家務勞動等領域的廣泛使用，越來越把人們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可以預見，隨著人工智能等科技革命發展，人類社會將走向智能化。
 

　　它是新材料和納米等技術革命廣泛擴散應用的現實后果。納米科技是20世紀80年代末誕生并正在崛起的新科技，其基本涵義是在納米尺寸范圍內認識和改造自然，并根據需要通過直接操作和安排原子與分子制造出新的物質。目前，超導、生物醫用、光電子等新材料層出不窮，納米技術方興未艾，不僅使原有的勞動對象發生了質變，而且大大增加了新的勞動對象。特別是，納米技術通過3D打印，采用“添加式制造”方式，能將工業生產所需的原材料降低到傳統生產方式的1/10，大幅度提高物質資源的利用效率。
 

　　與前兩次一樣，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一個長達六七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創造性“毀滅”過程，它在誘發一系列技術創新浪潮的同時，將導致生產方式和組織結構的深刻變革，從而使國家競爭力的基礎和產業競爭格局發生徹底重構。
 

　　，在分工中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傳統比較優勢將遭到大幅削弱。隨著機器人性能的改善，機器人的單位產出成本將有可能在越來越多的領域中比廉價勞動力的成本還要低廉，大量重復性勞動崗位將被機器人替代，一部分體力勞動者將從制造業等部門中淘汰出來。目前，機器人市場發展十分迅速，日本的工業機器人應用比例已高達33%。機器人的大量采用，不僅將抑制體力勞動者的收入提高，而且將導致大量體力勞動者的失業，很有可能阻斷發展中國家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未來國家競爭力的基礎在于能否占領第三次工業革命核心技術的制高點。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創造性“毀滅”過程在使許多勞動密集型產業消失的同時，也將使機器人、可再生能源、新材料、3D打印機、納米技術、生物電子技術等新興產業不斷成長為新的主導部門，這些產業在裝備制造、產品研發和相關生產性服務業中將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使單純的體力勞動者更加難以生存。更重要的是，如果一個國家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主導部門的核心技術上不能取得地位，那么它原先在傳統工業上的競爭優勢終也將會喪失。這是因為，每一項技術革命的重大作用遠非局限于新興產業部門，它還將通過組織創新與自身所創造的新型通用技術的共同作用，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使這些產業的生產率發生躍遷。這就是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時英國終喪失“世界工廠”優勢地位的根本性原因。
 

　　第三，分散式和社會化的生產方式將取代以大企業為主導的傳統生產方式。前兩次工業革命都是以集中化的工廠生產為基礎，并采用中央集權和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的生產方式，大權掌握在少數工業巨頭手中。但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隨處可見的可再生能源由數百萬自我生產并將盈余通過能源互聯網進行整合和分配的生產者，代替了石化能源巨頭控制和操縱能源生產與分配的生產方式。與這種可再生能源新的生產方式一樣，以3D打印為基礎的數字化生產可以使每個人都成為生產者，從而出現了“社會制造”的生產方式：每個人都可以建立家庭式工廠，通過在線交流進行產品的研發、設計和制造。與傳統工廠經營模式不同，在新型智能化工廠幫助下，網絡用戶不需要生產車間就可實現設計的量產和銷售。這種分散式和社會化的生產方式將更有助于實現經濟民主、改善收入分配和生產社會化。
 

　　第四，將推動經濟化格局和發展中大國的產業布局發生重大變化。目前，經濟化采取的是“集中生產、銷售”的生產組織模式，大量食品和制成品從遙遠的發展中國家運銷到發達國家，在這種長距離運輸中產生了大量的碳排放，造成了巨大的環境和能源壓力。第三次工業革命將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經濟化模式：機器人的采用將阻止制造業繼續從發達國家遷往發展中國家，并使相當一部分制造業逐步回流發達國家；分散式和社會化生產方式將使“分散生產、就地銷售”成為大國區域貿易和貿易的新模式，從而大幅度降低碳排放。拿我國來說，第三次工業革命將從根本上扭轉制造業集中在沿海地區的不合理分工格局，有助于推進中西部地區的“就地工業化”，并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工農業比鄰而居”的生態發展模式。
 

　　第三次工業革命對我國制造業提出巨大挑戰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呂鐵
 

　　像歷次工業革命一樣，第三次工業革命將從根本上改變現有的生產方式和產業組織形式，改變國家間的比較優勢條件和產業競爭的關鍵資源基礎，進而重塑經濟地理和產業分工格局。這將深刻影響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演進的路徑和進程，對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構成巨大挑戰。
 

　　一是現有的比較成本優勢加速削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造業之所以迅速崛起，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主要依賴比其他國家更低的工人工資、更廉價的土地等自然資源以及更高的環境污染容忍度形成的綜合比較成本優勢。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到來，在新的制造模式和組織形式下，生產過程使用的勞動力將大為減少，制造業的競爭優勢來源將不再是同質產品的低成本價格競爭，而是如何利用先進制造技術向市場提供價格合理、質量優越、性能穩定且更具創意、更個性化、環境更友好的產品。加之，目前我國勞動力、土地和環境等要素成本已進入加速上升階段，由此將會導致我國的低端要素比較成本優勢加速削弱。相反，發達國家固有的技術、人才等要素的比較優勢則得以強化。因此，在新工業革命背景下，國家間比較優勢格局的變化將使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面臨更大的路徑選擇風險。
 

　　三是適應新技術經濟范式的制度創新和管理變革能力薄弱。從前兩次工業革命看，技術經濟范式的更迭不僅是制造技術的變革，更是與這些技術相適應的企業管理方式和社會制度基礎的變革。與新的制造技術相適應的企業管理方式和社會制度基礎決定了其在生產領域應用的廣度和深度，同時也與制造技術的先進性一道共同決定了其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轉化為一國的產業競爭力。同樣的，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理解也不應局限在技術基礎、生產方式和產業組織形式的變革方面，更深層次的是制度的創新和管理方式的變革。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大規模定制、社會化生產、平臺型企業、網絡化組織、開放式創新等更為普遍，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互動更為緊密，對市場需求的快速反應更為重要，創新型中小企業的作用更為突出，這些變化都將對制度創新和管理變革提出新的要求，也對我國目前相對薄弱的制度創新和管理變革能力構成現實挑戰。
 

　　但也要看到，第三次工業革命在帶來諸多挑戰的同時，也將為我國把握新一輪科技和產業發展先機提供契機。歷史經驗表明，每一次工業革命都為后發國家成功實現趕超打開“機會窗口”，英、德、美、日等都是善于利用工業革命機遇的成功者。就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而言，第三次工業革命同樣帶來了趕超發展的“機會窗口”。一方面，第三次工業革命將深化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趨勢，信息技術向工業、服務業的全面嵌入，以及制造技術的顛覆性創新，將打破傳統的生產流程。制造業和服務業將沿著產業鏈加深融合，產品從設計、生產到銷售各個環節的聯系更加緊密，將有力地推動傳統制造業加快升級步伐，推動我國先進制造業實現發展，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向發展。另一方面，第三次工業革命將會催生一大批新的產業群體和經濟增長點，新材料、3D打印機、工業機器人等將成為制造業中活躍的行業，從而進一步拓寬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點領域和范圍，為這些產業發展創造出更廣泛的機會。此外，在第三次工業革命推動下，新的制造模式將促使加工制造環節發生革命性的變化，整個產業價值鏈中加工制造環節低附加值和弱控制力的局面將會得到根本改觀。我國有很強的制造基礎優勢，只要我們堅持走自主創新道路，對加工制造環節進行數字化、智能化改造，不但可以提高其附加值，也將增強其產業控制力，在某些制造業領域迎頭趕上發達國家。
 

　　在加快工業轉型升級中贏得挑戰 　　 　　中國電子信息研究院院長——羅文
 

　　增強自主技術創新能力，加快工業轉型升級，無疑是我國應對第三次工業革命挑戰的重要選擇。無庸諱言，我國雖然已成為世界工業大國，但工業大而不強，發展方式粗放，結構層次偏低。因此，加快工業結構升級和發展方式轉型時不我待。
 

　　是要增強我國產業技術創新能力，走自主技術創新道路。技術變革始終是工業革命的核心動力。追根溯源，我國工業大而不強，關鍵癥結就是自主創新能力不強，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比如，目前我國芯片和通用芯片對外依存度超過95%，基礎電路工藝落后發達國家約5年。如何突破一批“卡脖子”的核心關鍵技術，盡快提升產業技術創新能力，是當前我國應對第三次工業革命面臨的大難關。攻克這一難關，必須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發揮創新在工業轉型升級中的關鍵作用。要加強技術創新的頂層設計和統籌規劃，前瞻性地部署信息網絡、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等重點領域的重大技術攻關，集中力量攻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支持面向行業的基礎共性技術推廣應用，增強創新驅動發展新動力。特別要從制度設計上下功夫，重視引導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增強企業對創新資源的化配置能力，完善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體系建設，營造有利于產業創新發展的體制機制。
 

　　其次，要加快新能源技術開發步伐，推動能源資源利用方式變革，促進工業綠色低碳發展。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深入發展，將推動風能、太陽能等新能源的大規模應用和智能化供給，綠色、低碳、智能成為新生產方式的重要特征。我國仍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物質資源大量快速消耗的態勢短期內難以逆轉。據世界銀行報告，過去十年間，中國的環境退化等所造成的成本已經接近GDP的10%。這些問題，迫切要求我國推動能源資源利用方式的深刻變革，大幅度提升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加快工業轉型升級，必須以破解能源資源約束和緩解生態環境壓力為出發點，積極利用風能、太陽能、核能等清潔可再生能源，推廣重點節能技術、設備和產品，推行清潔生產和污染治理，加大資源綜合利用力度，加強低碳技術研發和應用，逐步削減重點行業污染物排放量。同時，要完善領導干部考核制度和落后產能退出機制，健全激勵和約束機制，加強各類政策的協調配合，引導各級領導干部和企業把科學發展理念真正落實到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上來，加快形成低消耗、可循環、低排放、可持續的產業結構和消費模式，促進工業文明與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加快美麗中國建設。
 

　　第三，要以智能技術開發為動力，推動工業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著力提升工業智能化水平。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核心內涵是信息技術創新，主要特征是制造方式智能化。具體表現為，信息化和工業化的加速融合，促進了生產系統智能化、產業組織網絡化和加工制造的個性化發展。未來智能工業的整個生產過程將由新型傳感器、智能控制系統、機器人、自動化成套生產線組成，其制造系統也將由過去的能量驅動型向現代信息驅動型轉變。制造業智能化發展與我國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的方向不謀而合。長期以來我國制造業因技術含量不高，一直處于產業價值鏈的低端環節，雖然近年來在相關部門的積極推動下，工業重點行業信息化程度逐步提升，但總體上制造業數字化的水平仍然不高。現階段，我國應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機遇順勢而為，以推進“兩化”深度融合為抓手，大力推動傳統工業向智能工業轉型。一方面，要把我國工業發展建立在先進信息技術發展與應用的基礎之上，深化信息技術在企業研發設計、生產制造、經營管理、市場營銷等環節的應用，提高制造業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水平；另一方面，要高度關注制造業數字化技術、產品、裝備的研發和產業化，為“兩化”深度融合提供產業支撐。
 

　　第四，要主動適應生產方式變革，圍繞提升產品附加值，推進制造業服務化進程。第三次工業革命也將加速制造業服務化的進程。制造業服務化是一種新的制造模式和生產組織方式，其通過不斷強化面向客戶的個性化研發設計、咨詢規劃、金融支持、供應鏈管理、在線監測維護等業務，構建柔性化生產方式，從而強化自身的競爭優勢。例如，大的飛機引擎和汽油渦輪機制造商羅爾斯—羅伊斯，通過把在線遠程診斷服務作為產品服務合同的核心內容，建立了根據飛行時間進行收費的商業模式，目前服務收入已占其總收入的50%。推動制造業的服務化，促進產業模式從以產品制造為核心，向產品、服務和整體解決方案并重轉變，不僅將改變我國制造業的粗放型發展模式，也將有利于把經濟發展轉到更多依靠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上來。當前，推進制造業服務化的重點是：圍繞增強產品功能，發展工業設計、在線維護與服務業務；圍繞增強交易效率，發展融資租賃、現代物流與電子商務服務；圍繞提高生產線運轉效率，發展總集成、總承包服務；推進從面向產品的服務到面向需求的服務，發展行業一體化解決方案業務。
 

　　后，要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大力推動制度創新和管理變革，努力將技術創新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了傳統的集中式、大規模、同質化生產向分散式、小批量、個性化制造的轉變，這一新的趨勢對傳統的政府行為方式帶來了巨大的沖擊，迫切要求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長期以來，我國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還沒有完全理順，尚存在對微觀經濟活動直接干預過多、市場競爭缺乏公平、投融資體制改革滯后、政府履職重管理輕服務等問題，抑制了個人和企業創新活力及其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愈行愈近，我國要以激發創新活力為目標，積極適應以個性化、多樣化為特征的新產業新市場發展趨勢，著力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取得實質性進展，從管理型政府逐步邁向服務型政府，解決長期存在的越位、錯位、缺位等問題。總體來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主要職能要轉變到宏觀經濟調控、公平競爭規則制定、制度與政策環境營造等方面上來，一方面要深化大部門制改革，不斷創新政府管理方式，著力提升政府管理效能，加快法治政府建設；另一方面要優化政府組織結構，加強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努力為產業發展提供方便、快捷、、的公共服務，為應對第三次工業革命挑戰提供強有力的體制機制保障。